接吻是一樁無數人都在做的小事。但你是否想過，為什么我們習慣用親吻來表達愛意？

接吻是西方的外來習俗嗎？有人認為中國人的接吻只是受到西方的影響，古代中國人并不接吻。但實際上并非如此。相比于接吻現象在日常中的司空見慣，接吻問題卻是學術邊緣中的邊緣。在最近出版的新書《接吻的中國史》中，就特意將“中國人的接吻”作為文化史問題進行探討，做了史料性的實證研究。

(相關資料圖)

作者從先秦古書、出土文獻中尋覓證據，在漢墓畫像石中找出圖案，探討閨房私密的卿卿我我，剖析中古駢儷的宏大制作，又于詩詞、散曲、小說、筆記中一一拈出例證……說明，中國人對于接吻雖然不那么熱衷、那么高調，但我們也自有中國人的“吻的文化史”。

古代中國人的接吻行為一直蒙著神秘色彩。就以古時形容接吻的語詞為例，便有“呴”“嗚”“接唇”“親嘴”“做個呂字”等數十種之多，有的頗不容易立刻明白。從接吻這件小事的“前世今生”入手，我們卻也可以看到古人的生活與世界。

撰文｜重木

“接吻”是一種本能嗎？

曾經著有《現代學林點將錄》和《陳寅恪詩箋釋》的胡文輝先生根據其平日里“隨時留意，有聞輒錄，積久成多”的史料，寫了一本關于傳統中國“吻”的小史。這部小史主要是以“史料排比……大體只是做出一個文化史的綜述”，而非法國式哲人形而上的“玄虛想象”，但也恰恰如此，我們能夠通過這部小史中豐富的文獻資料，發現一直以來在被各種“天理”“為國為民”的宏大概念和敘述籠罩之下，古人在個體的、私人的親密關系中的生活幽微之處。“吻”看似小題，但其背后又確實牽連著龐大且錯綜復雜的線索與背景，不僅有趣，也頗有意義。

《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劇照。

“接吻”看似一種人類的自然本性，中外古往今來應該也都在“無意識”地實踐著，也正因其具有的某種“普遍”和日常性，而導致現代人與現代研究幾乎對其視而不見，仿佛桌上的信。但當它在近代隨著各種性學與生物學的發展而開始進入研究者的視野時，接吻這一行為開始被看作是一種個體的生物性本能。在《并非本能：接吻的一般歷史》這一章中，作者便通過對各類性學、人類學和心理學中對于接吻的解釋，指出接吻“不是一種先天的本能，而是一種后天的習俗”，尤其是從20世紀中后期開始，隨著西方流行文化在好萊塢影視等娛樂媒介的宣傳和推波助瀾下而漸漸地被認為是某種自然而然的“歐洲式”接吻，也“并非天經地義，而實為一種文化建構”。

更進一步，作者總結道：“指出接吻是一種文化建構，意味著的是：接吻作為一種初級性愛方式（前戲之前戲），并不是自然性、本能性的行為，而是后天習得的，即帶有習慣性、風俗性的行為”。而也正因此，古今中外的“接吻”就必然因其所處的具體地理、文化和時間的差異，而會出現不同的形式以及對此形成不同的理解和觀念。《接吻的中國史》主要研究的便是傳統中國隱藏在各種文本和資料縫隙里的“吻之文化”，尤其是圍繞著這一行為所建構起的龐大象征體系與實踐，雖然這一文化往往被有意無意地隱藏與遮蔽。

《接吻的中國史》，作者:胡文輝，版本:后浪｜上海文藝出版社2023年6月

在近代中國西化的過程中，作者發現“中國人是否接吻”成了現代化（西化）問題中一個不大不小的問題，而“接吻”這一被看做是“西式的/現代的”行為也隨著人們的關注而漸漸在20世紀初的中國被關注。或也正因此，許多人才會以為“中國人的接吻，只是承受了西方的影響，中國人過去是不接吻的”，如張競生便在其《接吻的藝術》中認為中國人對接吻“或偶一行之，但并未講究與普遍實行”，但其后如周作人、葉靈鳳等人都通過對傳統一些文獻或是日常生活的觀察反駁了這一說法，認為“接吻”在中國自古有之，且“東方人是比西方人更了解的”（葉靈鳳）。

在某種程度上，張競生和周作人等人討論的“接吻”既是同一件事，又不是一件事。張競生所謂的“接吻”是“西式的”，是“巴黎，法國人的風尚”，而在其背后所牽涉的不僅僅只是兩個個體的嘴唇相觸，它還關聯著這一行為背后更加復雜的觀念模式，尤其是近代“歐洲式”接吻意義本身也經過歷史的演變與發展；而周作人等人討論古人的“嗅，我們鄉間讀作hsoong（西用切）”則在另一套認識論系統中運作與被賦予意義。

接吻是“西化”的習俗嗎？

我們可以借用After Eunuchs的作者姜學豪（Howard Chiang）的“認識論現代性”（Epistemological modernity）概念來討論這個問題，即“接吻”這一實踐和行為在古代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中必然存在，并且在各類文本中也留下了書寫與描述，但無論是“嗅”、還是之后胡文輝發掘出的“嗚”“做個呂字”“親嘴”與“接吻”等詞匯，它們與民國時期從日本“出口轉內銷”的“接吻”（kiss）早已經不再是同一個東西，其背后便牽涉到認識論問題，即今人對于接吻這一行為及其意義的認知已經和古人存在差距，即使使用的詞匯依舊，但其背后的龐大象征系統卻早已經物是人非。

而關于古人“接吻”的文獻資料，也往往處于一些相對于正統文獻十分邊緣的位置，除了胡文輝對咸卦的新意解讀之外，早期有關接吻的文獻大都來自房中術書籍（以及受其影響的漢畫像石），而或許也因為房中術在秦漢時期的風行（“秦至中古時期視為房中術定型的階段”）而使得這一通過規范男女性行為而達到養生與神仙目的的文本中包含著大量關于接吻的資料。也正是通過對這些房中術文本里有關“接吻”話語的歸納與分析，作者總結出中古以前古人對于接吻的兩大認識：一是在古代中國，接吻是完全存在的，但卻是“從屬于性行為的一部分，只限于在私密狀態中進行”；二是古人之所以重視接吻，目的是為了達到采陰補陽的養生效果，因此接吻又從屬于房中術的一部分。因此，我們可以發現，在中古以前，接吻主要是性行為和房中術的重要組成部分，因而它往往是私密的，在公共場合以及面對公眾的文本中，便幾乎難尋蹤跡。

房中術對男女性行為的操作與實踐有著巨細無靡的規定與限制，性交的目的在于采陰補陽以求長生，而非為了性行為本身（見李零《古代方術考》中對房中術的研究），因此接吻也就具有特定的目的性。房中術中對接吻的理解和認識在某種程度上形成了傳統中國關于接吻的最重要認知框架，一直伴隨著房中術的發展而存在于世，并且在房中術于中古后期進入沒落或是輾轉進入明清艷情小說中后，它也暗度陳倉地開啟了新的場域，在明清大眾與通俗文學中獲得了新生。

在《不登大雅之堂：詩詞曲歌舉例》一章中，作者便強調伴隨著房中術文本的沒落，接吻再次轉入私密，與此同時也在一系列不登大雅之堂的邊緣文本中出現。首先便是自古以來就被認為用于“言志”的詩（往往是區別于古詩的新體詩）成為描述接吻的載體，但往往這些艷詩本身也屬小眾，且大都難以傳世，所以胡文輝所能發現的相關資料也十分有限，而其中以《十香詩》和清人孫原湘的《個人》最為經典；而除了詩，被認為出自青樓歌伎的詞以及其后的元曲和各種民歌，也成為描寫接吻的主要文學載體。“在封建禮教眼開眼閉的監視之下那種公然走私的愛情，從古體詩里差不多全部撤退到近體詩里，又從近體詩里大部分遷移到詞里……曲又更下于詞，而民歌、小調又更下于曲”。

這三類文體的共同特點都是屬于“小技”且邊緣，也因此在面對主流規范時有更多的余地和空間描寫私密情感、情欲和行為（“對大人先生視為鄙俗的成分也更能容納”），尤其是在通俗且大眾的民歌里，依舊具有強烈的“野性”，相比較于文質彬彬的詩文所關注的國民大事，它卻收藏著普通民眾更加多元、活潑且旺盛的情感、情色想象與欲望。所以這也是《接吻的中國史》中能夠收集到的最多的相關資料，可以和明清時期的艷情小說一較高下。

《戀戀紅塵》，作者:李孝悌，版本:大學問｜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2年10月

明清時期，世俗社會大開，紅塵滾滾，就如李孝悌在其《戀戀紅塵：明清江南的城市、欲望和生活》中所指出的，明代商業的高速發展帶動城市化進程，再加上陽明后學對于個體人欲與人性的張揚，而使得明清社會繁花似錦、欲望橫飛。而諸如湯顯祖的《情史》、蘭陵笑笑生的《金瓶梅》、醉西湖主人的《弁而釵》與李漁的《肉蒲團》也正是在這一背景中誕生，其中涉及的男女/男男情愛行為令人眼花繚亂，接吻也自然就是題中之義。就如胡文輝所言，“中古以前，房中術在社會上影響較大（與神仙觀念的影響成正比），但可能也仍限于上層階級；至中古以降，舊貴族階級解體，大眾社會更為壯大，而房中術亦隨之式微”，也正因此，房中術中關于性的各種神話和偽科學漸漸被俗世的、自然主義的性取代（其實在某種程度上，房中術同樣以一種改頭換面的形式進入了明清艷情小說的性描寫中）。

而也正是在百花齊放的艷情小說中，“接吻”——或以當時最常用的“親嘴”一詞——的各類用語被重現與整合，并且還影響到如日本等周邊國家，如“做個呂字”這樣隱指接吻的用語。而同樣出現在明清艷情小說中的“接吻”一詞，根據考證，或許也是由中國傳入日本后，被日人用來翻譯英文的kiss（吻），然后又在晚清民國時期傳回中國。而其“出口轉內銷”的經歷也并非個例，而是近代中國用語和詞匯上的一個典型特征（見馬西尼《現代漢語詞匯的形成》）。我們或許也可以通過“接吻”這一用語的復雜跨國經歷來進一步說明，那些看似未變的用語背后其實已經遭遇了完整的認識論顛覆，而當它留學歸來之后，這一融合著不同認識論的詞匯將再次遭遇不同觀念的碰撞。在來去之間，不同的認識論和觀念已經融合，而遠非傳統中認為的某種文化對另一文化的徹底殖民，更真實的情況或許就是霍米·巴巴所謂的“雜交”狀態。

這一點同樣體現在因如何處理口臭而引起的關于古人如何潔口問題的討論中，尤其當我們過分執著于討論諸如牙簽、牙刷到底是哪個國家發明時（胡文輝指出，“牙刷是中國人大約在北宋時創造的，但仍未普遍，至南宋時則成為大眾的日常用品”），往往忽略了背后更加復雜的“來－去”這樣反復且彼此影響的過程。從伴隨著佛教傳入中土的楊枝刷牙方式，到古人由此啟發或是對這一行為的進一步改善而發明的牙簽與牙刷，文化之間并非總是“殖民－被殖民”這一對立的二元模式，而更多的是一種彼此影響而最終成為一種“雜交”的模式。

《暮光之城》電影劇照。

“性愛之吻”縮小了接吻的廣闊意涵

在《東是東，西是西：與域外的對照》一章中，胡文輝通過對比中西傳統中“接吻”意義的改變指出這一相同行為背后可能因社會文化差異而形成的不同理解，尤其是西方“接吻”具有的“宗教－禮儀式”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單純性和公共性，使其區別于后來發展成的“戀愛之吻”以及傳統中國的“性愛之吻”。而在“接吻”東來的影響中，其古老的禮儀模式始終未能被其他地方接受，反而是作為戀愛和親密的象征被普遍接受。這也再次說明，不同文化在相遇后，往往會受制于本身的認識論框架，因此即使一方再過強勢，也很難令對方完全全盤接受。它自始至終都是一個彼此斗爭和協商的動態過程。

在東西對比中，作者認為“對于接吻的態度，中國人本來并沒有什么不正常，倒是西洋人比較不正常而已”。在這里，作者預設了一個何謂“正常”的標準，即——在他看來——接吻作為性愛的前戲是屬于正常的，因此西方傳統中的宗教式禮儀性接吻以及由此產生的公共性便是“不正常”的了，但這一推斷恰恰與作者在前面指出的“接吻是一種文化和習俗的建構”相悖。因為在傳統西方中，接吻或許不僅僅只是作為性愛的前奏，甚至它更重要的社會和文化象征意義是代表親密或是具有特定的宗教內涵，因此對于西人而言這便是接吻的正常意義，和傳統中國的“接吻”相比，具有差異，但卻不存在正常與否——判斷“正常”總是帶有規范性目的，同時會具有等級、道德和意義高低的判斷。

在某種程度上，被作者認為是正常的傳統中國的“性愛之吻”可能恰恰縮小了“接吻”或許能夠具有的廣闊意涵——當然，這也與不同文化對這一行為意義的建構有關。我們會發現除了西方的宗教式禮儀之吻外，像一些國家——如泰國——也會親吻君主的鞋子，以表達崇敬。所以，親吻這一行為可能具有遠超過我們想象的意義可能性，但隨著西方“戀愛之吻”的強勢以及其在各種大眾文化中的傳播，接吻的意義被迅速地收縮，而開始僅僅與愛人間的親密行為有關，雖然一些地域和文化中依舊存在著如親吻面容、手背和鞋面的行為，但也已經置于邊緣了。

《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劇照。

《毛詩序》中曾言：“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個體的情感表達往往會通過身體的不同舉動來展現，而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也會發現，在欣喜或悲傷等情緒中，人們會用親吻來表達對對方喜悅的分享或是安慰。當然，這一行為或是同樣來源于“西式”接吻傳統的演變，但這一行為本身卻具有自身的意義，一種不是被外在強加而是某種“自然”的身體行為。這個問題似乎再次回到了《接吻的中國史》第一章討論的“接吻是否是本能”的問題，我們身體的某些行為和舉動必然是文化潛移默化訓練的結果，但感覺的直接性同樣值得關注。

討論感覺的直接性不是為了重回“接吻”是否是本能的濫調，而是為了強調對于“接吻”的文化和意義的建構本身是充滿多種可能性的，無論是“近代以前，中日一直是性愛之吻”，還是西洋“經歷了從宗教時代到世俗時代的變化，最終定型的戀愛之吻”，它們或許都在某種程度上局限了接吻這一行為對于個體或人類的多樣性可能與意義的綻放。因此，我們可以在一本有趣的著作的基礎上，去進一步思考“接吻”的可能性。

本文內容系獨家原創。作者：重木；編輯：走走；校對：薛京寧。封面題圖素材來自《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劇照。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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